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喻静：对佛道孝道思想研究的反思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喻静：对佛道孝道思想研究的反思

喻静：普遍认为中国佛教孝道思想有两大来源，一是印度佛典当中的劝孝内容，二是儒家经典中关于孝的论述 。

不同时代的佛教祖师大德，或翻译著述的有孝观念的佛经，借佛之名造弘扬孝道的经，这部分的经是疑伪经。

如果有一部叫《中国佛教孝道思想史》的话，这部分历史很有可能被设计成一种佛教思想家不断应对来自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压力的历史，印度佛教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以及历代佛教僧人大德弘法过程中不断借助儒家孝道伦理以敦化风俗的历史。

下面我引入2011年第4期陈来发表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佛教在社会伦理上的主张与实践都必然被儒家所覆盖，他们在社会伦理上的主张与实践都浸润着儒家的观念 ，这就等于在替儒家做事情”。他的意思是在这样的格局下，鉴于儒家在当代缺乏组织形态，佛教只能像蜜蜂那样，在儒家采花粉然后到处传播。

梁漱溟说“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若因为要拉他来用而改换他的本来面目，则又何苦如此糟踏佛教？”但释太虚大师指出：佛法与佛教小乘有关系，而与大乘无关，向神求人天福报，正需施形从佛本怀所流出之佛的人乘，以称佛教本怀，以显示佛教之真正面目。

这是牟宗三《般若与佛性》序言当中的一段论述 ，“近人常说中国佛教如何如何，印度佛教如何如何，好像有两个佛教似的。其实只是一个佛教之继续发展。这一发展是中国和和尚解除了印度社会历史习气之制约。全凭经论义理而立言。彼等虽处在中国社会中，因此有所谓中国化，然而从义理上说，他们仍然是纯粹的佛教，”。“佛教并未中国化而有所变质”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教中国化的发展是完全依据于义理和经论。他又举了禅宗例子，他说“即使如禅宗之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好像是中国人所独创，然这亦是经论所已含之境界。他说“若有所谓相同相似者，那是因为最高智慧本有相同相似者。

有相同相似处，何碍其本质之异耶？”陈来先生以儒家为本位的前提下承认：在核心信仰方面，各个宗教可以互有妥当的理解，但并不能指望可以互相会通。

在佛教的信仰系统中，佛法没有新和旧，没有传统和现代，没有中国和印度，佛法超过时间和空间，佛陀指示出一条涅槃的道路。无论佛陀与否，佛教教化最终目的是超越姻缘而达至涅槃解脱。第一，佛教孝道思想是如何从佛教根本义理中生发出来的？第二，佛教信仰者，其纯粹信仰首先体现在护法上，那么这个孝的具体实现行为是如何实现护法功能的？第三，佛教全部理论学说 都在论证解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佛教作为行孝的必须修持，是如何和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槃解脱 这一终极目标相关联的？上述问题解决之后佛教孝和儒家孝才有会通的。

汉代以后，大多数王朝统治时期，儒家论理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僧人和佛教思想家会引入一系列儒家的观念系统表达和阐发佛教孝道思想，都可作为一种契机。中国和尚他们只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上我为我。

关于佛教孝道观、佛教孝慈观等差异有很多研究成果，我们资料整理利用比较充分。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三教中的重中之重，而忠孝、孝慈又是儒家中的重中之重。所以讨论佛家孝道思想时，对传教策略进行妥协并不足怪，但这样可能障蔽了佛教作为有深厚传统的大宗教，作为人类最高结晶的独特。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大陆的人间佛教有更多入世人间关怀，把孝的古老德行列入现代的目标，是儒家和佛教共同面临的现代课题。儒家佛教都要对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环境危机等做出回应。要在改变现代人的意识和行为上有切实的行动。美德只有在践行的过程中才能和践行者相即，古老的传统自然就回归我们的生活中。所以佛教自身在现代社会中发展到契机，更可以传达一个有深厚传统世界宗教所应有的安顿民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