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 （二）

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 （二）

二、关于刻印地点

据跋记愿文，在这些皇室成员施刊的佛经中，有四组佛经记载了刻印地点，均在首都大都，其中三组记载了确切的地点。其中，由卜鲁罕皇后于1299年施刊的《经庄严论》等六部佛经和《三律仪论说》等两组佛经刻印地点相同：“于大都皇宫之青塔缮写 ，白塔刊刻”；另外一组、即由元顺帝于1351年施刊的《时轮经?无垢光广释》等三部佛经的刻印地不同，为“tshen hvo gsi vi sde chen po”。而由仁宗于1313-1314年施刊的《金光明经》只记载了“大都”，没有提具体的地点。毋庸置疑，大都是元代内地藏文佛经刻印的重要中心之一。

此处之“白塔”即今北京西四之白塔寺，是元代保存至今的唯一一座藏传佛教建筑遗迹。白塔原为元代著名的皇家寺院大圣寿万安寺（又简称万安寺）的主体和标志性建筑，因此又称为白塔寺。明景泰八年（1457）大圣寿万安寺被改名妙应寺，白塔又被称之为妙应寺白塔。

据文献记载和研究，大圣寿万安寺是一座佛塔和寺院结合的大型建筑，始建于至元十六年（1279），竣工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世祖忽必烈、元朝第二任帝师亦怜真（rin chen rgyal mtshan, 1238-1279）和将作院首领阿尼（1244-1306） 参加了其中的设计和建造。元世祖忽必烈对该寺的修建极为重视，不仅亲自审定了寺院的四界范围，而且还令中卫军为其伐木供料。对此，《佛祖历代通载》云：“帝（元世祖）建大圣寿万安寺，帝制四方，各射一箭，以为界至。”同时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12月“戊午，以中卫军四千人伐木五万八千六百，给万安寺修造。”1288年主体工程完工后，元世祖不仅下令在两廊“不须塑泥佛，只教活佛住”，还亲自主持了寺院内部的布置和安排。1289年，亲自前往该寺，主持了将仁智殿的旃檀佛像安请在后殿的仪式。大圣寿万安寺当时的建筑十分精美，规格同于皇宫建筑，“其殿陛栏杆楯，一如内廷之制”，富丽堂皇，“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

其中的标志性建筑白塔又名释迦舍利灵通之塔，造型十分精美，其“取军持之像，标驮都之仪，妙磬奇功，深穷剞劂，琼瑶上釦，碔趺下成。表法设模，座锼禽兽，角垂玉杵，阶布石栏。檐挂华鬘，身络珠网，珍铎迎风而韵响，金盘向日而光辉。亭亭高耸，遥映于紫宫，岌岌孤危，上陵于碧落。制度之巧，古今罕有。”塔身四周安置了诸多佛像，同时对塔进行了装藏：“第一身所依者：先于塔底，铺设石函，刻五方佛白玉石像，随立陈列，傍安八大鬼王、八鬼母轮，并其形象，用固其下；此于须弥石座之上，镂护法诸神：主财宝天、八大天神、八大梵王、四王九曜，及护十方天龙之像；后于瓶身，安置图印、诸圣图像，即十方诸佛、三世调御、般若佛母、大白伞盖、佛尊胜无垢净光、摩利支天、金刚催碎、不空羂索、不动尊明王、金刚手菩萨、文殊、观音，甲乙环布。第二语所依陀罗尼者，即佛顶无垢、秘密宝箧、菩提场庄严、迦啰沙拔尼幢、顶严军广博楼阁、三记句咒、般若心经、诸法因缘生偈，如是等百余大经，一一各造白千余部，夹盛铁锢，严整铺累。第三意所依事者，瓶身之外，琢五方佛表法标显，东方单杵，南方宝珠、西方莲华、北方交杵，四维间厕四大天母所执器物。又取西方佛成道处金刚座下黄腻真土，及此方东西五台、岱岳名山圣迹处土，龙脑沈笺、紫白旃檀、苏合郁金等香，金银珠玑、珊瑚七宝、共持香泥，造小香塔一千八个；又以安息、金颜、白胶、熏陆、都梁、甘松等香；和杂香泥，印造小香塔一十三万，并置其中，宛如三宝常住不灭，则神功圣德，空界难量，护国佑民，于斯有在。”

元世祖以后，累朝对该寺又有所增建，其中“成宗时，置世祖影堂于殿之西，裕宗影堂于殿之东，月遣大臣致祭。”仁宗时期又为五间殿、四座八角楼塑造了140尊大小佛像。其中，“东北角楼尊胜佛七尊；西北楼内山子二座，大小龛子六十二，内菩萨六十四尊；西北角楼朵儿只南砖一十一尊，各带莲花座、光焰等；西北角楼马哈哥剌等一十五尊，九曜殿星官九尊，五方佛殿五方佛五尊，五部陀罗尼殿佛五尊，天王殿九尊；东西角楼四背马哈哥剌等一十五尊。”并且，为了加强对大圣寿万安寺的修缮，至大四年（1311）“置万安规运提点所,秩正五品……延佑二年（1315）陛都总管府……（天历）三年（1330）以万安规运提点所既废，复立万安营缮司。”一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该寺因雷击起火被毁之前，该寺的工程都一直没有间断，遗憾的是，除“东西二影堂神主及宝玩器物得免，余皆焚毁，”致使后人无缘领略这座精美建筑的艺术神韵。今日妙应寺规模，大体沿袭景泰再建之制，所存元物除白塔外，似仅三佛殿、七佛殿两殿基及两殿基之间之穿廊基，即所谓工字廊基而已。

大圣寿万安寺建成之后，相继在寺中展开了一系列重要的佛事活动。其中，《元史》记载的重要佛事活动就有：至元十六年十二月，“帝师亦怜真卒。敕诸国教师禅师百有八人，即大都万安寺设斋圆戒，赐衣。”至元二十二年（1285），世祖“命帝师也怜八合失甲自罗二思八等递进藏佛事于万安、兴教、庆寿等寺，凡一十九会。”二十三年（1286），“以亦摄思怜（真）为帝师。命西僧递作佛事于万寿山、玉塔殿、万安寺，凡三十会。

”二十五年（1288）“幸大圣寿万安寺，置旃檀佛像，命帝师及西僧作佛事坐静二十会。”二十七年（1290），“命帝师西僧递作佛事坐静于万寿山、厚载门、茶罕脑儿、圣寿万安寺、桓州南屏庵、双泉等所，凡七十二会。”二十八年（1291），“令僧罗藏等递作佛事坐静于圣寿万安、涿州寺等所，凡五十度。”元贞元年（1295），“正月壬戍，以国忌，（成宗）即大圣寿万安寺，饭僧七万。”至治三年（1323），“夏四月，（英宗）敕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金山寺，五台万圣国佑寺，作水陆佛事七昼夜。”天历二年（1329），“五月乙亥，（文宗）幸大圣寿万安寺，作佛事于世祖神御殿。” 此外，元朝的官员每年定时到该寺为元朝的皇室成员举行上香等仪祭活动：每年正月二十一日正官为普颜笃皇帝行香。次日，大小官员为世祖皇帝行香。六月二十日，大小官员为裕宗皇帝愍忌行香。由此可见，大圣寿万安寺是一座有西藏僧人居住、设置皇家神御影堂、为皇家举行重大佛事活动的重要的皇家寺院。在此施刊藏文佛经当在清理之中。

正因如此，自元以来，该寺一直备受朝廷重视。据文献，从至正四年（1344）开始，白塔经历了数次规模不同的维修，《蒙藏佛教史》对此载道：“明天顺元年（1457），赐额妙应寺。成化朝，复于塔上环造铁灯一百零八座，入夜燃之，金彩四射。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修寺与塔，有御制碑文二，立石庭殿中。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御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及梵文尊胜咒，并赐大藏真经全部七百二十四函，为镇塔之用。御制妙应寺文与修白塔铭，勒石七佛庭殿中。四十一年（1776），奉敕又修。寺藏有御制满、汉、藏合壁大藏全咒十套，西藏首楞严经一分，维摩诘所说经全部。民国二十一年（1932）秋，修理塔院佛像。二十二年夏，修理大殿佛像。二十三年（1934）七月，修理弥勒佛像，重建四大天王像。”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白塔的保护也极为重视，曾于1972年和1978年对白塔进行了两次维修，使这座古刹从而得到了应有的保护。

跋记中载及缮写藏文佛经的地点青塔，位于今阜成门附近，距离白塔寺不远，现已不存。青塔，原名永福寺，因寺中建有一座青塔，俗名青塔寺，创建于元仁宗时期（1311-1320），明宣德、天顺、成化、隆庆和万历年间曾多次修缮。至清代，寺存无塔，后寺塔均废。汉文史籍多载其事。

关于其位置，明代文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云：“青塔寺位西城于阜成门街北”，清代文献《日下旧闻考》也说，“寺在都城阜成门内，故有青浮图，稍东为白塔禅寺，相距里许。”随后又明确说，“青塔寺在阜成门四条胡同”。此地因寺名而形成了一条街，名叫青塔寺胡同。按清代史籍《京师坊巷志稿》，“青塔寺胡同，寺在四条胡同西北，元为大永福寺”。由此可知，青塔寺位于白塔寺西面，二者相距一里左右。

至于其兴废，诸史也有所记载。按寺内万历三年（1575）所立张一桂撰写的《重修青塔寺碑略》说，该寺原为元代的大永福寺，建于元代延祐年间（1314-1320年）。“青塔寺者，即胜国时敕建大永福寺也。寺在都城阜成门，故有青浮图，稍东为白塔禅寺，相距里许，俗称青塔寺云。寺创于延祐间，国朝天顺（1457-1465），成化（1465-1487）中尝再新之，迄今又且百禩矣。殿宇仅存遗址，沙门佛窦毅然以兴复为己任，太监王喜等捐资助之。工始于隆庆壬申（1572），迄于万历乙亥（1575）。”此外，寺内正德八年（1513）所立的另外一通由蒋冕撰写的《青塔寺碑略》则说，该寺还曾于宣德年间（1426-1435）进行过修缮：“都城西北隅旧有寺曰青塔，青塔，古刹也。创始无传。宣德间僧慧灯募修之。”

关于其创建年代，即《重修青塔寺碑略》中所记“寺创于延祐间”之说恐不确。原因是卜鲁罕皇后于1299年施刊的《经庄严论》等六部佛经和同年施刊的另一部经典《三律仪论说》的愿文都明确记载说，这六部经典于1299年“缮写于青塔，刻印于白塔”。藏文原文为：“sa mo phag lo zla ba bdun pavi tshes bco lnga la/ pho brang chen po tavi tuvi mchod rten sngon por bris/ mchod rten dkar por grub pa dgevo//”。 关于时间和刻印地，这两组的记载完全相同。换言之，他们都是在“阴土猪年七月十五日缮写于青塔，刻印于白塔”。此处之阴土猪年为元成宗大德三年，即公元1299年，比《重修青塔寺碑略》中所载之延祐年间的第一年早十五年。也就是说，按《重修青塔寺碑略》所载该寺创建于延祐年间，那么卜鲁罕皇后就不可能在青塔寺施刊藏文佛经。毋庸讳言，1575年张一桂撰写的《重修青塔寺碑略》在该寺的始创年代的记载上有出入。但因文献对大永福寺及其内所立青塔的时间缺乏记载，因此对其始建年代无法确定，待考。不过，按卜鲁罕皇后施刊的这两组藏文佛经的愿文，肯定早于1299年。

至于寺院的规模和性质，由于缺乏文献的进一步记载，尚不清楚。但据元代文献《析津志辑佚》可知，该寺在元代也是一座重要的皇家寺院。因为按该著作，每年二月初六日元朝的正官门都要到该寺为英宗皇帝上香，举行仪祭活动。与此同时，在每年的六月二十一日，元朝所有的大小官员还要到该寺为速哥八剌皇后忌日行香。地位与白塔寺、高粱河寺和普庆寺相同。这些都是元朝时期重要的皇家寺院，均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由此推测，青塔寺在元代应该也是一座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的寺院，寺内住有西藏僧人，否则前述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不可能在此缮写而成。

关于另外一个刻印地点“tshen hvo gsi vi sde chen po”，目前难以有确切的定论。跋记中记载的这个地名由音译和意译两部分组成。其中，“tshen hvo gsi”为音译，前两个音节很难对上，只有最后一个音节能准确对应汉文中的“寺”；“sde chen po”为意译，意为“大寺院”。二者结合，就是“tshen hvo大寺”之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地名是元代大都的一座大寺院，而且是与藏传佛教寺院密切相关的皇家大寺的名字。

根据《元史》、《析津志辑佚》和《日下旧闻考》等古代文献，到元文宗时期（1329-1331年在位）时期，元代大都由皇帝敕建的皇家大寺有十二座，“旧额僧三千一百五十人，岁例给粮”。这些包括大护国仁王寺（高粱河寺）、西镇国寺、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妙应寺）、大兴教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南镇国寺）、大永福寺（青塔寺）、黑塔寺、大天源延圣寺、大承天护胜寺和寿安山寺（大昭孝寺、洪庆寺）等寺院。同时通过建寺和维修寺院的碑文等相关史料，它们都是与藏传佛教寺院密切相关的寺院，其中供奉有皇室成员的御容和安请有藏传佛教的神灵，并且有西藏僧人居住。例如前述大圣寿万安寺（妙应寺、白塔寺）和大永福寺（青塔寺）就是其中的代表，因此也就成为元代皇家藏文佛经的刻印地点。毋庸讳言，“tshen hvo大寺”或“大tshen hvo寺”也是这样一座寺院。

从对音上来看，这个寺院有可能是上述的大承华普庆寺或大崇恩福元寺，如果大承华普庆寺可简称为承华寺，大崇恩福元寺可简称为崇福寺。但实际上，在元代的文献中，前者通常被简称为普庆寺，而后者则未见简称之载。另外，也不能排除其它寺院的可能性，因为其中的一些寺院还有俗称等其它名字，如此处藏文佛经中所采用的名字就是大圣寿万安寺和大永福寺的俗称白塔寺和青塔寺。总之，关于“tshen hvo大寺”的确切所指，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原文刊于《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